个体的流动与生长，是《他乡的童年》中不可或缺的基底，更是一种对异国他乡教育的升维观察。
作者：条形码
编辑：蓝二
版式：王威
教育，毫无疑问是中国社会最具讨论性的公共话题之一。
就在近期，从暑期档电影《抓娃娃》，到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冠军郑钦文的家庭教育，它又一次站上舆论高地。
无论是教育工作者，还是家长群体，实际上对此始终怀有诸多困惑。什么才是好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又是什么？教育最终是否只能通往一条既定的路径？
怀揣着同样疑惑的人，还有周轶君。
在成为母亲之前，周轶君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记者、导演和主持人，值得一提的是，她在《锵锵三人行》中侃侃而谈、涉猎广泛的样子让人印象十分深刻。而在生育孩子之后，她将目光放在了“教育”这一现实问题上，随着孩子的日渐成长，随之而来的本能性的焦虑也在逐渐增加。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她曾不无感慨地表示，“教育的麻烦在于，它的结果可能要很久才能看到，但它的对错不允许再试一次”。
正因此，在当时那个节点上，周轶君最想要得到的答案便是：对于孩子而言，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正确的教育。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周轶君决定自己为自己解惑，她辗转多个国家，寻访当地的学校与教育机构，与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肤色的人们对话，试图以此来抵达那个具体的答案，而这便是《他乡的童年》的由来。
2019年，《他乡的童年》第一季在优酷上线后便瞬时引发关注和讨论。彼时，国内还弥漫着普遍的教育焦虑和“鸡娃”现象，而这部纪录片则让人们直观感受到了教育理念的多元化。比如在日本，学校教育既重视孩子是否能够融入集体，又关注不同孩子身上所蕴藏的独特个性；而在芬兰，学校实施的则是名为积极教育的教学方式，他们拒绝对孩子进行主观判断，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
《他乡的童年》像一颗掷向微澜湖面的石子，五年以来，振荡开的水花仍在持续激起涟漪。就在上个月，第二季《他乡的童年》回归，曾经一起合作过《第一人称复数》的周轶君和任长箴再次联手，她们走遍世界，只为寻求教育的真相与意义。
而让人感到惊喜的是，这一季的《他乡的童年》，不仅让观众看见更多国家、地区各具侧重和特点的教育方式，更让我们感受到周轶君和任长箴作为女性创作者，其视角之独特，观点之犀利。
新的一季，更多的教育“方法论”
同第一季的形式一致，《他乡的童年》第二季，仍旧按照一集一个国度来讲述国外教育的发展、现状以及让人眼前一亮的独特性，通过娓娓道来的方式向观众铺展异国他乡的人们正在接受怎样的教育洗礼。
第一集，节目组将镜头对准新加坡，从一户移民的中国家庭开始聊起。冠侨的父母早年都是名校尖子生，移民新加坡后，成为了当地金融、科技公司的高层。冠侨的母亲早早便下定决心让他就读新加坡名校南洋小学，为此，他们花费了几百万新币，在南洋小学附近买下了一套学区房。
然而，买下学区房并不意味着孩子一定能够进入南洋小学就读，还需要进行抽签才能获得就读资格，更让人感到窒息的是，一个班级只有二十个席位，而每个班进行抽签的人数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在第一集开场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观众就能立刻感受到新加坡精英教育的极度内卷。而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比起国内决定命运的高考，新加坡的“高考”则足足提前了六年，一场“小六”考试，将会决定新加坡人今后的职业发展和人生轨迹。
冠侨妈妈对此早有准备，在完成学校的学习后，冠侨每天还要进行华文、钢琴等不少科目的补习，在华文课上，老师会直接教授应试的作文结构，至于他是否真的对华文感兴趣，显然，这并不是补习的重点所在。
而循着冠侨的成长轨迹，不难发现，在新加坡，“孩子从5岁补课到18岁，是很常见的现象”。
造就这一现象的社会原因虽然十分复杂，但《他乡的童年》仍然试图在现象之上，剖及肌理性的根源所在。一个广为人知的原因是，因为新加坡缺乏自然资源，所以早在立国之初，新加坡就将目光投向人才建设上。它所施行的“精英教育”，并不仅仅是为了培养杰出的青年才俊，而是让机会和资源都能够以才能为基础来进行分配。
在这样的模式下，新加坡人始终小心翼翼前行在“正确”的道路之上，精英通过小六会考进入中学，随后进入理想的大学。看似无懈可击，实则处处布满暗礁，这样的教育系统，其容错率太低，所以，在光鲜的精英教育背后，潜藏着的则是新加坡年轻人日益攀升的自杀率。
如果说亚洲人天然流淌着的是内卷的血脉，其教育模式总归大同小异，那么以德国和法国为例的欧洲，则对独特性有着天然的包容。允许试错，是欧洲教育十分鲜明的一大特点。
在第二集里，周轶君去往德国，开启了一段新的探问教育之旅。她并未直接走进一所学校，而是来到了一家剧院，在那里，有一场专为幼儿举办的音乐会，即将开演。
一个非常特别的细节是，为了照顾幼儿注意力不够集中的问题，剧院在地上铺上了柔软的垫子和枕头，以此来让幼儿放松，让他们能够沉浸在音乐中。
而在音乐会结束后，不少家长对此反响热烈，在问及是否会让孩子学习音乐时，德国人的心态十分开阔与乐观，他们并不强求孩子必须学习音乐，如果孩子感兴趣的话，“have fun”就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一场音乐会，不仅展现出德国人对于音乐的热忱，更加直观反映出他们的教育理念：不以功利性的成果输出为目的，而是以成就孩子为根本。
在这里，周轶君同时也去了一所职业学校，德国教育中蕴藏的允许犯错、允许独特性的特点得到了更为具体的展现。在职业学校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节奏，自行安排学习计划，从而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在最大程度上保留自己的个性。
紧随其后的法国篇则更加“松弛”和多元，和前两集的切入点不同，这一集开头聚焦于孩子们在餐桌上吃饭的场景，法国人鼓励孩子尽可能多地尝试未知的食物，“如果尝过味道后不喜欢的话，我们也不会强求孩子必须吃掉它们”。而这样一个细节，恰恰将法国教育中的“人文”感体现得淋漓尽致。
每一集都能够由小切角处透视更大的当地教育理念与发展，正如豆瓣观众短评所说，“表面上是在探寻教育在不同国家的发展与制度，实则透露的是‘人’的流动，在不同语境的社会里要如何生长，个体与集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个体的流动与生长，是最重要的基底
实际上，个体的流动与生长，正是《他乡的童年》中不可或缺的基底，也是时隔五年之后，周轶君与任长箴女性视角的延展，更是一种对异国他乡教育的升维观察。
当观察《他乡的童年》中显露出的女性视角时，我们在谈论的内容其实包蕴两个层面。其一，是周轶君和任长箴作为创作者的灵巧慧心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其二，则是身为母亲的周轶君，在纪录片中与女性养育者和孩童对话时，近乎本能的熨帖与充满人文主义的关怀。
创作者的极致观察力在第二季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在讲述新加坡的精英教育时，周轶君并未仅仅停留在一种浅表的观察上，而是尽可能以更为全面多维的视角，来剖析“内卷”之下，新加坡社会的深层动因。
为此，周轶君寻访了不少学者，从他们的讲述中，观众得以了解到新加坡人“怕输”的基因特质。简单而言，新加坡人奉行的“怕输”价值观，是不甘落后、积极进取，但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国民容易焦虑、过于敏感的性格特点。
因为“怕输”，所以内卷随之而来。但周轶君并未顺势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批判，而是通过采访形形色色的新加坡人，以及曾经在新加坡留学的中国学生，试图以更加客观的角度来看待出现在新加坡的内卷教育。在周轶君愈发清晰的视野中，观众能够发现，新加坡的成功是通过精密计划、严格执行来完成的，他们并不是无理由的内卷。这种观察力始终如影随形，在每一个关键之处，恰到好处地挈领。
同时，周轶君在纪录片里流露出的熨帖和关怀性，也让人印象深刻。仍是在新加坡一篇中，周轶君探访了一位住在租屋的年轻母亲，并从她生活的细枝末节，拼凑出属于新加坡中产家庭的教育方式。除此之外，她还去往一家特殊教育幼儿园，在那里，她和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幼童一起玩游戏，也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幼儿园，看见了很多保障特殊儿童的物理设施，由此，周轶君不无感慨地得出结论：一个包容开放的社会，不光有卓越的人，也有普通人和残缺的人。
而在德国，她采访了数位中小学生，仔细聆听他们关于大屠杀的回答；以母亲的身份，与教育学家细致地探讨孩子接受性教育的重要性。而到了法国，首先引起她注意的则是法国人对于哲学的热爱。当这样一种热爱作用于教育中，便形成了法国教育中独特的一环：对于孩子进行精神分析和哲学熏陶。在周轶君采访完法国的教育者和心理学家后，观众也能够非常直观地发现，在法国，童年是非常受到珍视的阶段。
这些看似游离在节目主线之外的对话，却恰恰能够彰显出周轶君身上独有的人文关怀，正是这样的关怀和饱含思辨性的探访，让《他乡的童年》第二季在整体内容上更具独特性。它不仅是在聊教育，也是在展现不同国家地区的人文文化和社会风俗。
事实上，作为稍显小众的纪录片节目，《他乡的童年》所吸引观众的，恰恰是其内容的独特调性和关于教育的独特视野。观众不仅在享受观看异国他乡的人们正在接受怎样的教育，正在度过怎样的一天，他们同时也在渴望寻求一个明确的关于教育的答案。
但可以预料的是，即便最终人们仍然无解，这样一部纪录片的存在，仍旧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关乎另一种我们未曾亲身经历的童年，也关乎我们对于可能性的无限遐想。
THE END
